向前看,银行经营环境出现新变化,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应银行个体的业绩和估值也进入新一轮分化周期。全国性银行牌照更加看重要求投入再优化的力度和节奏,最终表现为“做优做强”,区域机构则聚焦差异化竞争优势。我们看好能够高效投入再优化要素以提升金融产品服务能力的金融机构,其业绩与估值可能领跑新一轮周期。
又见营收负增长,2022年下半年开始上市银行单季度营收/拨备前利润增速转负,是继2008、2016年之后又一次营收负增长。相比前两轮周期,包括金融监管、宏观经济、产业机构和科技应用等外部环境又有新变化:1)金融监管体系重塑,功能监管走向全面监管,另外,财政部发布考核体系。2)经济高质量增长时期,银行经营进入存量时代,客户深度经营越发重要。另外,新获客更多依赖投研驱动。3)产业结构调整,地产、基建等重资本驱动产业行业进入供给侧阶段,制造、普惠、绿色等新兴领域信贷需求提升,要求银行加强对于新兴领域风险的识别能力。4)科技应用更新迭代,数字化转型加速,高效跟随和应用能力成为银行新的课题。
如何定义银行高质量发展?——回归金融服务行业本源:服务实体经济,“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金融”专业性则聚焦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推动资本资金在时间空间维度的优化配置。疫情之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迎来重构,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效率提升。银行或金融行业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如果希望维持甚至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及保持商业可持续,内部变革是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必选项。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具体表现为:1)行业层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序处置问题金融机构,行业生态健康化;发挥客群渠道优势,推动大财富管理转型,从资金角度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和融资体系变革;2)顺应经济产业发展趋势和以客户为中心原则,升级迭代产品服务能力以匹配B、C、G端客群核心价值需求。其中,信贷投放呈现更小更轻更新的特征,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成为银行挑战;存量时代银行需要注重客户深度经营和投研驱动;把握金融新机遇,推动理财、财富、零售、数字化等业务或战略转型,这是对业务逻辑以及体制机制的挑战;3)高效的金融产品服务能力需要匹配的上层建筑支撑,银行机构需要针对性的新投入或再优化资本、人力、科技、数据等要素,提升公司治理能力。
地方债务、房地产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经济复苏不及预期;财富资管机构转型不及预期。
2022年下半年开始上市银行单季度营收/拨备前利润增速转负,是继2016年之后又一次营收负增长。相比2015年,上市银行样本ROE下降5.4ppt至10.5%,另外,2021年以来杠杆率上升与信用成本节约是主要贡献。从时间维度、跨国别维度分析银行经营数据的变化,我们认为,盈利压力主要来自三方面:净息差收窄压力,非息收入贡献下降,信用成本支出科目。
相比2015年,2022年中国上市银行杜邦分析关键数据走弱明显,直接反映出传统经营模式面临的瓶颈,商业银行可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2022年息差(净利息收入/平均总资产)相比2015年下行58bps至1.83%,虽然收益率和成本率都在下行,但是收益率下行幅度87bps明显大于负债成本下行幅度29bps。2)2022年上市银行中收占比稳定在14%左右,较2016年的20%下降幅度较大,主要源自外部环境压力与客户服务深度不足。3)虽然2022年上市银行信用成本相较2015年微降2bps至0.55%,但信用风险调整后收益率为3.02%,较2015年的3.87%下降。
相比境外可比机构,中资银行非息贡献较低,负债成本刚性以及基于KYC的风险识别能力不足。与美国四大行相比:主要不足是非息降低,负债成本较高,但费用控制良好。中资银行较高的资产收益率和同样较高的信用成本相抵消,但负债成本刚性下息差较低,非息收入差距明显,美国四大行平均“非息收入/平均总资产”为1.44%,而中国仅0.62%。与微众和网商等互联网银行相比:商业银行的主要差距在于下沉的风险管理能力和非息占比低,2022年微众银行信用风险调整后收益率为4.14%,而上市银行仅3.02%,同时非息收入贡献亦较低,微众的核心优势可能在于科技能力支撑下的客户洞察。
图表1:2022年下半年开始营收和拨备前利润增速转负,2/3Q23再次负增长
图表3:2022年上市银行VS互联网银行、平台公司、美国机构、2015年水平
注:老18家上市银行为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招行、平安、兴业、中信、光大、浦发、华夏、民生、浙商、宁波、北京、南京
从宏观经济、产业结构、金融监管和科技应用等角度考虑,相比2008、2016年银行业营收负增长期间,当下行业经营环境更加复杂,银行需要积极主动求变,调整经营思路和业务模式,以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进一步厘清监管框架。2023年3月,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1],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及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强化金融系统党建工作。原有的“一行两会”调整为“一行一局一会”,中央监管机构包括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证监会。同时对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改革,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我们认为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延续此前“分业监管”到“综合监管”的趋势,并进一步强化中央金融监管职能,有助于厘清自上而下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地方金融监管效率,降低金融风险(详见《金融监管机构改革方案初探》[2])。
商业银行考核体系进一步完善。2021年1月起,《商业银行绩效管理办法》[3](以下简称《绩效办法》)正式实施,《绩效办法》中按照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发展质量、风险防控、经营效益四个维度,构建了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维度,并对各维度下具体的考核指标给出了计算方式、考核权重及评价方法。相对于此前针对商业银行的考核办法,《绩效办法》在考核导向上更加明确,考核指标更加具体,尤其是新增了“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这一考核维度,对商业银行发展的指向意义明显。在新的考核体系下,商业银行需要更加重视经营质量而非经营规模,着力提升资本运用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
过去银行业增长主要来自规模扩张驱动,扩表速度与社融及M2增速匹配,随着GDP增速中枢从10%以上下降至5%左右,社融增速同样面临下降趋势,2023年以来社融增速较疫情期间有所下降,目前增速在9%左右。同时,部分银行面临资本充足率约束,内生资本难以满足资产扩张需要,被动放缓扩表节奏。向前看,我们认为,银行业已经从增量进入存量时代,银行需要提升经营质效,而非单纯依赖报表扩张实现利润增长,对于银行商业模式转型升级及精细化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基建、制造、普惠、绿色等新兴领域信贷需求提升。我国经济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房地产行业增速贡献较前期有所下降,1-3Q23房地产业对GDP增速的贡献为-1.09%,较2022年有所回升,但距离2016年的高峰仍有明显距离,房地产行业仍处于风险出清过程中。伴随产业结构调整的是信贷结构变化,2023年上半年房地产行业贷款占新增贷款比重为1.6%,较2016-2017年40%以上的水平下降明显,新增贷款主要投向基建、制造、绿色、普惠小微等新兴领域。同时,各行业信贷风险也发生变化,对公地产成为新发生风险的主要来源(详见《再谈银行地产敞口》[4]),过去不良率较高的制造业、批发零售行业资产质量有所改善。信贷结构及风险分布的变化要求银行调整信贷投放重心,加强对于新兴领域风险的识别能力,在信贷投放总量保持稳定的同时,保持资产质量的总体平稳。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金融科技能力将成为影响银行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其作用主要体现在获客营销、风险管理、成本控制等领域:(1)获客营销:银行获客模式从过去广泛获客转向场景获客,通过数字化能力构建符合目标客群的获客场景,实现更加精准有效的客户营销。(2)风险管理:通过大数据运用加强风险识别、风险计量、风险监测和风险控制全流程管理,实现对信贷资产质量的全流程管控,降低潜在风险。(3)成本控制:业务流程上的数字化、智能化有助于提升银行经营效率,智能客服的运用帮助银行降低人力成本,我们预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未来AI客服效率有望进一步提升。除了银行内部业务的科技赋能外,一些金融科技实力较强的银行还能够通过对外输出科技能力,拓展新的收入来源,在“节流”之外实现“开源”。
以微众银行为例,2021年起微众银行加大理财业务建设力度,基于另类数据与AI算法初步构建起智能投研体系,研发推出十余个AI模型,为打造科技驱动的财富管理业务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通过团队整合、联合研发等方式,进一步推动联邦学习等先进技术与相关业务场景的深度融合,形成“研发-验证-应用-优化”的正向螺旋,在提升风险管理、市场营销、客户服务等领域智能化水平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效,详见《科技改变未来,场景/流量决定差异化模式——互联网银行主题报告》[5]。
如何定义银行的高质量发展?——回归金融服务行业本源:(1)服务实体经济,“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6];(2)“金融”属性更多聚焦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风险定价能力),实现资本资金在时间空间维度的优化配置。
如何实现银行的高质量发展?向前看,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效率提升,从1990年到疫情之前,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资本的贡献,疫情之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迎来重构。在供给约束增加的环境下,未来效率的提升将体现在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上,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效率提升,主要体现为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提升。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如果希望维持甚至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银行机构的内部变革需要更快节奏更高效率。
从行业与机构来看,高质量发展可能具体表现为:(1)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序出清处置问题金融机构,建设更为健康的行业生态,推动行业供给侧改革;(2)顺应经济产业发展趋势和以客户为中心原则,升级迭代产品服务能力以匹配B、C、G端客群核心价值需求;(3)高效的金融产品服务能力需要匹配的上层建筑支撑,银行机构需要针对性的投入或再优化资本、人力、科技、数据等要素,提升公司治理能力。
资料来源:Zillow,第一戴维斯,三井不动产株式会社等,中金公司601995)研究部
主要行业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必然影响银行经营,2015年左右周期对应钢铁、采矿等行业,本轮周期主要体现为房地产行业、城投债务的化解。对比2015年时期的息差水平、盈利能力以及相关行业产业的敞口占比等因素,我们将迎来银行业供给侧改革。2020年以来,问题金融机构处置进度明显加快,处置方式包括行政接管、增资扩股、股权转让乃至破产重组等,区域性银行合并重组较前期也明显加速,2020年至2023年5月合计有22例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案例,而2020年之前仅有7例。根据《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2)》[7],1H22参评的439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中,366家处于高风险状态,较4Q21增加50家,高风险机构资产规模占银行业总资产比例较4Q21提升0.55ppt至1.55%,风险整体可控(详见《国内中小银行化险到哪儿了?》[8])。2019年后,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开始下降,截至1H23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为4561家,较年初减少6家,较2019年末减少46家,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及“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认为后续中央将加强对地方金融业监管,中小银行合并重组工作仍将继续推进,银行牌照数量可能进一步下降。
发挥银行客群渠道端优势推动融资体系和资本市场发展,投顾牌照广泛化更具迫切性。截至2023年9月,存量社融中直接融资占比约为11%,较2004年5%左右的水平有显著提升,但较海外仍有明显差距(美国直接融资占比超过80%,日本直接融资占比约65%)。我们认为,融资体系变革和资本市场发展需要银行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发挥其强大的客群渠道优势,做好包括理财在内的大财富管理业务转型。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相当比例的投资资金期限短,进而影响资管机构行为,降低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变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缓解基金经理的不当激励是改善我国基金行业收益波动大、持续性差的重要抓手。而财富管理正是直接作用于客户端,通过投教、陪伴、全委投资等方式拉长客户持有期限,缓解资管机构负债端焦虑,从而促使其做出真正长期有价值的投资决策,最终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以上方式能同时改善财富客户收益的三大影响因素(beta、Alpha、情绪反馈)中的后两者,因此改善客户盈利体验亦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我们认为投顾牌照广泛化更具迫切性,主要体现在覆盖资产和机构类别,给予参与机构选择权(维持销售驱动或转型买方投顾),制度层面保证部分转型成功机构可以依赖投顾收费实现商业可持续性,详见《投顾牌照广泛化,买方投顾转型的制度前提》[9]。
一、以客户为中心的综合化经营策略愈发重要。对商业银行而言,从经营自身资产负债表到经营客户资产负债表将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是服务实体经济与自身商业利益的共同要求。具体而言,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策略需要银行有深度KYC的能力、有多元化业务布局、相当业务条线的高度专业化、同时具备高效的组织协调能力,具备了这些底层能力方能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从业务逻辑看,客户深度经营有助于提升非息收入占比以及沉淀结算性存款,从负债能力和收入结构层面提升银行机构核心竞争力,详见《从 AUM 到 ROE,引入中金零售银行分析框架》[10]。
一方面,新形势下客户的需求变得日益复杂和综合化,就对公客户而言,即使是传统的融资需求,在产业结构变化下也更加复杂和综合化,不再适用传统单一的信贷投放模式和评估方式,需要银行从客户的需求出发、协调组织各类资源、调动投行、商行、资管、财富等多业务条线共同服务于一个客户的融资需求,此外,企业的金融服务诉求可能还包括更高效的现金管理和财富管理工具来提高效率和收益、更优质的代发工资和员工金融服务提升员工满意度、企业发展方向的战略性建议等等。零售客户端亦如此,非标时代的来临、房地产行业的调整提升了居民财富管理的必要性以及获取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难度,老龄化带来了养老规划的需求,科技的进步使得客户对支付结算的便捷体验要求更高,而信贷需求可能是融合在以上复杂需求中的一部分。
从银行端来看,客户和规模增量的放缓、获客成本提升,叠加资产收益率下行,决定了以往靠规模扩张的粗放经营模式面临挑战,单一的信贷业务的盈利空间收窄,银行经营进入了存量化、精细化时代,更需要“以客户为中心”进行深度经营,主动发掘客户需求、提升交叉销售的能力,提升非息收入占比维持甚至提高盈利能力,同时在信贷业务端也能够起到潜在风险防控的作用,实现传统息差业务更高质量的发展。
图表20:2022年样本银行对公、零售客户数全年增速分别为10.6%、2.5%
注:采用当年有披露该项目数据的银行作样本银行,故每一年的样本银行不完全相同
二、资产投放呈现三大特征:越来越新、越来越轻、越来越小。信贷业务面临多方面变化,一是政策引导银行信贷支持新兴领域,投研能力提升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紧迫性凸显,二是小微贷款比重提升,信贷服务对象从大中型企业到小微类或经营户,对数字化经营要求提升,三是授信方式转变,信用贷款占比上升,对银行风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以上变化要求银行调整经营模式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泛亚电竞经营成本问题等。
新兴领域贷款需求提升,投研能力缓解或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迫切性提升。受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基建、涉农、绿色、普惠小微等政策支持领域信贷需求有所上升,2023年以来新增信贷投放主要来自这些领域。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表示“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我们预计相关领域信贷需求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政策导向的变化要求商业银行加快相关领域能力建设,补足能力短板。以绿色贷款为例,目前国内已经建立了绿色信贷界定标准,但与国际标准相比范围较窄,同时绿色信贷主要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领域,支持行业较为集中,我们预计未来有望进一步扩大。在科技金融领域,目前商业银行对新产业300832)、新技术投入的研究资源仍显不足,对相关领域发展机会及潜在风险认识不足,无法提供较大的信贷支持力度。
贷款金额趋于小额化,数字化管理能力要求提升。商业银行小微贷款保持快速增长,2023年前三季度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长24.1%,增速显著高于整体贷款。相对于一般对公贷款,小微客户户均贷款规模较小,对银行经营成本管理提出挑战。同时,小微客户往往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早期,相对于成熟企业,小微企业经营发展的不确定性更大,这要求银行通过产业链或投研方式充分了解小微客户信用资质,保持对小微贷款资产质量的紧密跟踪。
信用贷款占比提升,推动银行强化风控能力,全方位评估信贷风险。2019年银保监会提出“推动商业银行贷款方式变革,逐步提高信用贷款占比”[11],契合2016年以来上市银行信用贷款占比提升,抵质押类贷款占比下降的趋势。信用贷款占比提升对银行风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银行需要加强对借款人信用资质的审核能力,全方位、多角度对借款人还款能力进行评估,逐步降低对抵质押品的依赖,要实现这一过程,可能的措施包括优化贷款审批流程、提升贷款审批人员专业性、加强对科技工具的运用等。
图表24:新增贷款主要由基建、涉农、绿色和普惠小微贷款贡献,信贷投放倾向新兴领域
图表26:银行机构需要通过数据化转型、投研能力提升提高服务新兴领域企业客户的能力
图表27:信用类贷款投放更多,2016年后信用类贷款占比提升,2018年开始抵押类贷款占比下降
三、加速业务转型,把握金融新机遇。向前看,传统金融业务增长放缓逐步进入存量时代,银行机构需要把握金融新机遇业务的机会,主要包括服务于产业数字化转型、服务BC端长尾客群融资需求、服务于G端提升治理能力以及大财富管理行业。其中,大财富管理业务是深度经营客户以及优化收入结构的重要选项。我们静态测算2022年大财富产业链贡献营业收入1.5万亿元,近期公募经费和保险渠道降费有所影响,但向前看,有望继续保持年化10%左右的成长速度。
资产管理转型和财富管理转型是银行多元化业务布局的必争之地,也是银行参与融资体系改革、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若银行能够提升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业务能力,对金融系统及实体经济也会产生明显的正外部性。资产管理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增强资本市场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力量,打造一流投资机构,引导金融资源投向新兴领域,同时发挥对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作用、改善上市公司整体治理能力。而财富管理的买方投顾转型除了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服务于养老金融建设外,有助于解决“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痛点,更能够引导资金端拉长期限,缓解资管市场负债端的焦虑,从而践行长期价值投资理念,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并最终助力融资体系变革。
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转型要求银行建立以投研为基础的资产配置和客户服务能力,当然也需要投顾牌照广泛化支持。从机构自身能力建设角度,资产管理业务的本质是充分发挥智力资本要素、组织资产形成优质产品,个人投资判断对资管业务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因此要求银行按照市场化薪酬激励和晋升机制汇集人才,建立专业的买方投研团队,早期需要依靠战略性投入快速建立业务壁垒,长期依靠规模效应实现高盈利。而财富管理方面,银行作为综合类财富管理机构,其商业模式可以概括为中后台输出胜率更高的金融决策与权益服务,前台依靠高质量的客户经理与客户进行有效交互,要求银行同时拥有投资选品能力和客户洞察服务能力,以及具备专业能力、能够将产品与客户精准链接起来客户经理。而当前中资银行处于财富管理转型初期,部分银行在某一两个环节建立超出同业的能力,即可获得较高的市场份额与商业回报,但尚未有建立全方位护城河的机构出现,详见《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展望—引入中金分析框架》[12]。除了自身努力外,银行进行资管财富转型尚需投顾牌照广泛化的支持,本质上是给予更多机构按照资产规模收费的选择权,有助于参与机构更积极推动从“卖方销售”模式转型为买方投顾模式,保证参与机构和客户利益一致性。
图表28:财富管理产业链覆盖产品销售、资产管理、托管业务等,我们测算2022年行业空间已达1.5万亿元,近期渠道降费有所影响,但仍保持巨大成长潜力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基金业协会,证券业协会,信托业协会,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9:财富管理转型,综合类机构需要中后台输出胜率更高的金融决策与权益服务,前台依靠高质量的客户经理与客户进行有效交互
我们以理财、财富和数字化转型难易对比角度切入,探讨银行如何投入再优化要素以匹配前一章节提及的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传统存贷汇,理财资管、财富管理属于新兴业务,业务逻辑差异较大。数字化转型则是将数据资产作为新生产要素完全纳入业务流程重塑商业模式。
理财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的一种银行组织形式,核心目的在于组织资产为产品,核心考核在于产品收益率。理财子转型要求银行更加尊重智力资本要素,建立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组织架构上需要理顺理财子和母行的关系,坚持投研风控一体化、保持资管业务的独立性,同时充分发挥母行的客群优势,详见《从“领头羊”到“追赶者”,财报视角看理财转型方向》[13]。从人力组织角度来看,理财子转型是围绕300-1000人力重新投入再优化的过程,影响范围相对较小。
财富管理,银行作为中介,链接BCGF端客户和金融市场,基于市场、产品的研究判断提供符合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服务方案。财富管理转型涉及到客群的整合经营、行内行外开放公平的产品货架和生态搭建、信贷存款与财富业务的考核平衡、公私联动的收益分享机制、总行与分行的职权划分等,影响范围扩大。以一家两万人股份行为例,零售财富转型可能涉及近万人范围的人力投入再优化过程。适配财富管理业务的组织架构和体制机制设计影响因素较多,大体可以归结为:发展阶段、业务定位、发展驱动力,并且是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持续调整优化的过程,详见《试论综合类财富管理机构的组织架构选项》[14]、《财富管理转型,一件难而正确的事情》[15]。
数字化,则是将数据资产作为新生产要素完全纳入业务流程重塑商业模式,需要从上层建筑(战略及组织架构)、人员结构、前中后台运营方式和展业逻辑上进行全面变革,可能是全行人员参与的转型过程。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机构竞争不在于单一产品或业务,而是场景/生态的竞争,本质是数据资产作为生产要素的竞争。过去几年主要银行机构纷纷加大相关资金和人力投入,加快推进转型。但是,目前数字化转型主要聚焦数据资产的获取,我们认为,数字化转型更重要的是如何高效分析使用数据资产提高银行经营运营效率的问题,详见《数字银行重构金融供给,场景/生态经营提升触达和洞察力》[16]。
按照业务逻辑差异、组织人力多寡等角度综合考虑,对于银行机构而言,理财转型、财富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转型难度逐级提高,对于公司战略制定和执行能力提出要求。银行传统组织架构,尤其是过高的部门/层级间摩擦成本限制了机构对客户需求响应能力,表现为客户获取产品服务的时间和体验。我们建议:1)针对业务逻辑,重新调整组织架构,比如理财子更强调投研驱动,财富管理更强调买方投入模式下的组织扁平化,数字化则强调敏捷反应;2)提供与生产要素相匹配的薪酬激励体系,放开股权激励相关政策限制,公司业绩与员工薪酬呈现正向循环效应。3)保持战略定力和执行力,主要是较长时间维度的投入再优化。
图表32:瑞银业务部门演变历程,财富管理组织架构调整涉及到零售信贷部门、对公信贷部门、投行部门等多个部门,经历了从分散到整合过程
图表33:摩根大通业务板块经历了长期的扩张与整合,2019年形成了资管与私行业务在对公业务板块下的资产与财富管理部门开展,大众与富裕财富管理在零售业务板块下的消费金融与社区银行开展的业务布局
图表35:网商银行的组织架构,与传统银行相比更加扁平化,数据和科技相关部门较多
地方债务、房地产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经济复苏不及预期。若地方债务、房地产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扩散,可能会影响银行相关敞口,资产质量压力加大。若经济复苏进程不及预期,融资需求、居民购房和消费需求较弱,或是银行负债端定期化现象持续,银行经营将持续承压。
财富资管机构转型不及预期。我国财富管理行业目前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同时,由于金融科技氛围浓厚,高效和适配财富管理业务的公司治理稀缺,未来3-5年行业竞争格局将逐渐清晰,中资机构正面临关键的战略窗口期。如果未能抓住该时期大量投入资源建设投顾团队和中后台科技能力等,将在财富管理大潮中落后于其他机构,并且财富管理行业的头部效应决定了落后的机构很难实现赶超。另一方面,财富资管机构转型不及预期也会影响机构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并最终阻碍客户信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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