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上半年金融调控持续从紧，连续6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对信贷投放实行严格的总量控制，货币供应保持较快增长;下半年金融调控适度放松，连续下调“两率”，信贷控制出现结构性松动，货币供应增速不断放慢，股市持续下跌促使储蓄存款不断回流银行，企业存款也出现定期化倾向，活期存款增长不断放缓。去年9月末M2余额同比增长15.29%，增幅比4月末回落1.65个百分点，比上年末回落1.43个百分点，创2005年6月以来新低。与货币供应量增长持续放缓相比，人民币贷款增速变化相对较平稳。去年9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48%，增幅比上年末低1.6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2.65个百分点。1～9月份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3.48万亿元，同比多增1201亿元。

　　2008年上半年，除2月份由于春节央行未动用准备金工具外，其余五个月，央行都选择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其中6月份在月内连续上调两次。每次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幅度均为0.5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由14.5%上调至17.5%，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进入下半年，为缓解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央行宣布从9月25日起，除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暂不下调外，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汶川地震重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下调两个百分点。本次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主要是针对中小金融机构和受灾地区，体现了政策倾斜和结构优化的原则。去年9月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深化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央行宣布，自10月15日起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与前次结构性下调相比，此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更为普遍，适用于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

　　2008年9月以来，全球金融动荡不断加剧，全球央行纷纷推出注资、降息等一系列救市措施。我国央行也根据国际利率的变动和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需要，开启降息之旅：自去年9月16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按照短期多调、长期少调的原则作相应调整，存款基准利率保持不变；自去年10月9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也相应调整。

　　为控制信贷过快增长，央行从2007年10月开始对信贷投放实行限额管理。2008年年初，央行设定的信贷调控目标是全年新增贷款量不超过去年实际贷款量（3.63万亿元），并将对贷款的控制分解到各个季度，严格执行。去年6月份以后，总量从紧的信贷政策开始出现松动。先是受5.12 汶川地震影响，央行对地震灾区采取了定向信贷宽松。接着由于次贷危机开始向全球金融危机演变，国内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现乏力，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央行于8月底调增2008年度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且信贷规模定向投放于“三农”、中小企业以及灾区建设。为保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央行对住房信贷政策也作出调整，宣布自去年10月27日起，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

　　2008年以来，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采取发行央行票据和正回购相结合的方式，前9个月，发行央行票据累计约3.93万亿元，开展正回购操作累计约3.02万亿元。公开市场操作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相配合，合理控制银行体系流动性。一季度公开市场操作资金回笼力度较大，除1月份由于春节因素，投放资金外，2、3月份单月资金净回笼规模达5000亿～6000亿元。二季度，随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上调，公开市场操作资金回笼力度明显减弱，5、6月份甚至转为净投放资金。三季度，公开市场操作继续净回笼资金，9月份由于下调部分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资金力度有所加大。 前8个月，各期限品种的央票发行利率和正回购利率,均与年初相同期限品种利率基本持平。9月中旬以来，为配合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下调，3个月期和1 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开始持续下行，截至10月份的第二周，3个月期和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分别由8月末的3.3978%和4.0583%下行至3.2754%和3.7022%；28天正回购利率也由8月末的3.2%下行至3.0%。

　　2008年9月份以来，美国“两房”、AIG因陷入困境被美国政府接管、雷曼兄弟破产、美林因巨亏被收购，一系列的爆炸性事件掀起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并向全球信用危机演变，出现1929 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动荡。除美日欧三大经济体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出现动荡外，还有国家已经出现或即将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10月上旬，全球金融动荡把北欧小国冰岛拖到了“国家破产”的边缘。预计全球金融动荡持续到2009年，只有到美国房价止跌，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情绪平抑下来后才能迎来转机。席卷全球的金融动荡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向我国国内传导：一是贸易传导。全球金融动荡产生的负财富效应、信用紧缩效应对各国经济的冲击正愈演愈烈，外部需求的萎缩将拖累我国出口。二是资金传导。尽管我国资本项下仍不可自由兑换，但由于经常项目已完全放开，“热钱”可以隐藏在经常项目中、或以地下交易的形式进出我国，从而实现国际和国内之间的资金传导。三是心理传导。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重估,可能改变国内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心理预期，引发我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风险重估。

　　尽管截至2008年10月份，全球金融动荡对中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影响还未显现，但随着全球金融风暴向实体经济渗透和蔓延，作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链条上的一个主要环节，我国也面临着潜在威胁。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出口减速拖累经济增长。二是房地产市场存在“硬着陆”风险，威胁金融稳定。2006～2007年，我国股市和房市在经济增长强劲、人民币升值等因素推动下，出现快速上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资产价格泡沫。2008年年初以来，我国股市已经完成深幅调整，泡沫风险已经基本释放。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才刚刚开始，2008年8、9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已连续两个月环比下降，预示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调整期。由于房地产市场刚显露调整苗头，泡沫风险尚未得到释放，如果国内居民的购房预期受到影响，前期进入我国房市的“热钱”也获利回流，则房地产价格泡沫可能会加速破裂，我国房地产市场可能面临着“硬着陆”的风险。

　　2008年成为本轮经济增长周期的转折之年。在经济进入周期性下滑的同时，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在加大。而全球金融风暴和由此引发的世界经济减速加剧我国经济减速进程，我国经济增长存在过快下滑的风险。

　　首先，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我国出口减速的态势已经基本确立。9月份，IMF调低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测，由之前的3.9%下调到3.7%。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报告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仅为1.0%～1.5%。经合组织（OECD）预测2009年其30个成员的整体经济增长仅为1.7%。随着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外部需求降温的影响迟早会在我国出口增长中显现出来。其次，尽管目前消费增长形势较好，但从居民收入、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热点来看，消费持续升温恐难持续。2008年前三季度，我国住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4.9%，汽车销售同比增长11.94%，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9个百分点。受居民收入实际增幅下降和股票市场低迷造成的“负”财富效应的影响，我国消费者信心和预期在降低。去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7.5%，比上年同期回落5.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实际增长11%，比上年同期回落3.8个百分点。三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8，比上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3.2个百分点;消费者预期指数为96.2，比上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3.4个百分点。再次，投资增长有减速苗头。占城镇固定资产超过20%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在2008年7、8、9三个月持续放缓。尽管房地产投资目前增速仍处于较高水平，但随着住房销售的持续下降，房地产投资也会减弱。国家统计局全国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3.8，分别比二季度和上年同期回落11.0和19.2点;全国企业景气指数为128.6,比二季度回落8.8点,比上年同期回落16.1点,企业景气度和企业家信心的下降直接影响企业未来的投资意愿。

　　控制通胀是2008年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政府采取了综合措施全面控防物价过快上涨。2008年下半年物价形势持续好转，CPI涨幅进入下降通道。5、6、7、8、9月份，CPI 同比涨幅分别为7.7%、7.1%、6.3%、4.9%和4.6%。从反映CPI即期变化的环比变化率来看，5、6、7、8、9五个月CPI环比变化率分别为-0.4%、-0.2%、0.1%、 -0.1%和0.0%，而上年同期5、6、7、8、9五个月环比涨幅分别为0.3%、0.4%、0.9%、1.2%和0.3%，这说明2008年5月份以来价格上涨的加速势头明显弱于去年同期。在2008年9月份以来的全球金融动荡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9月份国际原油现货、期货价格分别下降12.9%、11.92%；国际市场六种有色金属现货、期货价格分别比上月下降5.48%、6.5%。去年9月中旬以来，国际煤价跌幅近25%，芝加哥期货市场的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则分别下跌了23%、28%和32%。发端于2007年下半年的新一轮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国际传导色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路高涨给我国带来了输入型通胀压力。而9月份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宣告国际输入性通胀压力已解除。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挫，国内钢材、煤炭、铜等能源、原材料价格也快速回落。受此影响，9 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涨幅也在年内首次出现回落。PPI 与CPI 的双回落，预示着无论是生产环节还是最终消费环节，物价上涨的势头已经出现扭转，国内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价格“洪峰”已过，国内通胀压力也明显减弱。

　　2009年商业银行面临来自两方面的不良资产风险:一是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经营环境趋紧，盈利增长也开始下降，部分企业资产负债情况趋于恶化，财务风险显著加大，还贷能力和还贷意愿减弱，银行信用风险相应上升。二是房地产行业面临调整，房地产业贷款风险显著上升。在2006～2007年房价高涨时，我国商业银行投向房地产业的贷款快速扩张。目前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占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已超过20%。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全面、持续的大幅下跌，则商业银行积累的房地产信贷风险将快速释放，商业银行在房地产抵押品价值、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以及房地产开发贷款这三类资产上的损失相叠加，给整个银行业带来沉重的打击。商业银行放贷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即在经济增长提速、经济景气度较高时，商业银行倾向于积极放贷，而当经济增长增速减慢，经济景气度下降时，商业银行往往会出现“惜贷”倾向。2009年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在增大，多数已实现股份制和公开上市的银行将更为注重主动的风险控制，因此可能出现“有信贷额度，但并不充分使用”的惜贷现象。在银行惜贷的同时，在经济基本面不乐观、金融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企业和居民的贷款需求也会萎缩。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2008年三季度贷款需求指数为67.4%，较上季出现明显回落。银行惜贷和企业、居民贷款需求下降的双重作用将使得2009年面临信贷紧缩的风险。

　　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曾出现通货紧缩和金融风险严重的复杂局面。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确定扩大内需的方针，货币政策方面，统筹考虑支持经济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从现象上看，2008年的全球金融动荡以及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与1997年有着不少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不同。首先，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只是区域性金融危机，而当前的全球金融动荡的深度和广度要大得多，可能发展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其次，当前的金融震荡发源地在美国，而1997年金融危机发源地只局限于亚洲新兴国家。 而且当前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要远高于1997年，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也远高于1997年。这就使得当前的全球金融风暴对世界实体经济的冲击要远大于亚洲金融危机。再次，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我国经济开放度还不高，除贸易方面受到波及外，资本方面由于有着牢固的防火墙，“热钱” 并未造成冲击。但2001年加入WTO 后，我国迅速溶入全球化进程，经济和金融开放度有了很大提高，全球金融动荡中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向变化对我国有着较大影响。最后，我国目前的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以及银行体系的健康程度要远远好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时。总体来看，当前的全球金融风暴破坏力和对我国的冲击要远大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但我国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条件较1998年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回顾1997年和1998年的历史经验，2009年为达到“保增长、控风险”的目的，货币政策将重新转向“稳健”。具体做到：为积极扩大内需，逐步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发挥信贷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通过窗口指导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是加强对资本项下的外汇监管。考虑到2009年经济增速将延续回落态势，CPI涨幅也将低于2008年，预计2009年M2同比增速将达15%～16%，据此推算人民币贷款全年投放规模为3.6万亿左右。

　　为“保增长”，2009年信贷政策将逐步放松直至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总量控制，同时要坚持总量微调与结构优化相结合的原则，贯彻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达到“调结构、促转型”的目的。具体而言，要继续限制对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保证中小企业、服务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等的信贷支持力度；保证对居民购买用于自住的普通商品住宅和经济适用房的信贷支持力度，适度发展个人消费信贷业务；保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贷款需求；积极配合财政政策，加大对基础设施贷款力度，保证国债项目的贷款需求。

　　降息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投资能力和生产积极性，帮助企业走出经营困境，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此外，降息对减轻购房贷款人的利息负担，维护房地产市场信心和稳定也有一定作用。2009年我国具备降息的时机和条件。2009年，为防止金融危机失控，西方央行可能进入“联合降息干预时代”，世界各国也将集体进入“降息”周期，降息或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各国货币政策的主要方向。此外，我国国内通胀压力减轻、CPI涨幅持续回落也为降息释放出空间。

　　2007年以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频繁上调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外汇占款造成银行间流动性过多的情况下，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和吸纳过多的流动性。最近两年来我国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情况与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增长密切相关，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说是央行执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不如说是央行加大对新增外汇占款冲销力度的表现。二是锁定更多的商业银行闲置资金，从而控制商业银行贷款投放，降低货币乘数。目前来看，维持高水平的存款准备金率的必要性已不存在。首先，商业银行在经济下滑、金融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可能出现“惜贷”。其次，2008 年6月份以来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过快增长的势头已经开始改变，热钱已有撤离中国的苗头。2009年全球金融风暴的持续将使我国出口面临困境，外资流入减少，贸易顺差和FDI增长也将放缓。2009年国际收支“双顺差”规模的下降将促使外汇占款增长继续放缓。随着外汇占款带来的流动性投放减少,需要进一步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搭配公开市场操作,以保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平稳。

　　20世纪60年代就有经济学家曾经提出金融抑制会抑制经济增长，同时提出通过金融创新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向，金融创新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对金融业的活跃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金融创新能够扩大金融业务数量，放大金融机构范围，还能够促进就业增长，提升金融业素质，最关键的是能够提高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可以有效地实现金融机构的资本扩张，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金融行业的现代化设备运用水平。再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金融创新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金融产值的增长，进而使得国家的第三产业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得到快速提升，所以金融创新对第三产业发展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起到了积极意义。

　　实施金融创新就意味着会有更多新的组织成员进入到金融机构当中，会形成多种金融机构共同生存的形态。金融创新形势下的工具和业务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顾客，这样传统的金融措施就会失去顾客的关注，其利润自然降低。这些内容都表明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的竞争力更为强化。

　　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经营风险抵御能力的提升帮助一般体现在金融工具的使用中，也就是在金融机构使用有风险的转移功能金融工具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比如，现在的浮动利率的债券或票据这些新型的创新金融工具，在体现了传统金融工具特点的同时，可以有效地帮助金融机构降低筹资利率的风险。

　　金融创新下的新工具的应用使得金融市场的交易品种得到丰富，进而丰富了金融市场中接收的金融资产品种。随之逐渐有不同类型的债券出现，相应的金融产品也不断发展，呈现出多种类、新特色、高技术的特点。分析金融衍生产品的组合设计，其呈现出来的种类也越加丰富，除了有金融工具和其相关衍生品的嫁接产物，像外汇、债券以及股票期货等，还有像期货期权和换期权等衍生品重组成的新式金融工具，再有就是经过设计基本的衍生工具的参数及性质形成的创新衍生产品。

　　首先，与银行贷款相比较，证券发行的方式更为重要，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数量急剧降低和循环国际证券上升表现出来的；其次，围观金融主体的商业银行，其资产和负债逐渐显示出证券化的表现。其内部总资产中有很大部分的政权资产，使其成为国际证券市场中重要的投资角色。再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也呈现出证券化；再次，商业银行除了发行国际证券，也加入到了相关的经营活动，成为了新发证券承销机构。

　　首先，金融创新能够提升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使得国际资本市场规模不断发展，促进一体化进程。在国际或者国内金融市场上出现的创新金融工具，会扩大交易规模使其向国际市场发展，另一方面要保证金融工具的交易管理、价格和投资回报要在不同的市场上保持相对的一致，加强这些市场的关联度的改善；其次，金融衍生工具有效地规避金融主体风险，保证套期保值，另外因为同样的货币浮动和固定利率以及不同货币的利率有所不同，还为金融主体套利投机和套汇收益增加了可能；再次，创新金融及其衍生工具交易要依靠市场进行，属于跨市场的国际性金融活动。

　　金融创新会使直接和间接融资，资本以及货币市场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这样会使得融资体制结构发生改变。根据金融学的基本观点分析，间接融资是说银行作为信贷中介实施金融通资，直接融资是说不通过金融机构的融资及投资者的融资。关于资本和货币市场则主要是根据融资期限进行分类的，融资期限在一年以内是货币市场，超过一年就是资本市场。这些概念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界定，金融创新使这种形式发生了改变。

　　金融创新推进了国际货币的一体化发展。拿欧元举例，欧元制度本身与国家权力无关，在无关的情况下实施的货币统一不仅推进了货币制度的变更，更为重要的是挑战了传统的金融学的货币制度理论。再有，欧元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不仅符合经济以及金融全球化发展，更符合货币制度的创新。它除了实现金融体制和货币形式的发展演变之外，还实现了包括总体货币制度不变下的货币一体化。

　　金融创新对整个金融市场和制度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相关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要加强对金融创新相关内容的研究，推进有利的方面，避免不足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尽量使金融创新发挥最大的效用。

　　[1]陈柳钦.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试析[J].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学报，2002年01期.

　　创新，已成为一个时代潮流，金融创新自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以来，得到迅猛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它的积极 意义。金融创新已溶入到这一时代的洪流之中，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随着科技、经济、信息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创新会更加活跃。金融创新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决定着银行竞争力的大小，决定着商业银行在市场中的兴衰成败。基于这样的背景，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成因、金融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加以分析研究。

　　（一）规避风险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因，一方面随着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家之间经济金融联系越来越密切，在一国所发生的经济金融动荡和危机不可避免地会波及到其他国家。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加剧，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不断要求开发新业务，创新金融工具，使金融创新更加活跃。

　　（二）金融竞争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原因。在金融创新过程中，提高创新者的市场竞争能力始终是创新的重要动力。为了突破利率管制需要和吸收日益增加的民间储蓄，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增加，且其业务在金融机构中所占份额逐渐上升。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成长使之与商业银行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二者的界限也在逐渐消失，金融创新成为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主要筹码。

　　（三）市场经济机制的日臻完善，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准备了广阔舞台。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特征的经济，这种竞争在市场机制比较成熟的市场里，它成为了创新的原动力。从目前国内创新的现状看，不论是创新产品的垄断，还是核心竞争力的保持，都有其阶段性，随着市场的开放，这些优势都会由强转弱而成为相对的概念。惟有创新能力，才是市场机制里最为闪光的亮点。对商业银行而言，创新能力的强弱将决定其在竞争市场中的寿命，因此说，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进程会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这是金融创新的时代特征。

　　（四）科技手段日益丰富，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载体。金融技术在金融创新中的地位越来越居于突出重要的地位。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变革，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科技发展引发的。商业银行科技实力的强弱决定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经济效能的高低，这是金融创新发展史上的又一显著特征。

　　（五）市场主体多元化存在，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设定了细分化的目标市场。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使得由单一的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市场，转变为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与各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市场，这一市场表现为金融供求关系的买方特征。金融创新之所以成为商业金融一个活跃的特征，有着十分深刻的成因，它是我国金融与世界金融接轨的关键。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品种、工具上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但必须看到，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由于受体制、宏观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金融创新环境还不完善。具体表现在：一是我国仍存在比较严格的金融管制，如利率水平、业务范围、资本市场、分业经营体制等方面都存在着严格的金融管制，使得商业银行创新空间受到很大限制。二是整个社会的金融意识、消费习惯还处在一个“开发阶段”。

　　（三）金融创新效率不高。与西方国家进行比较，我国的金融创新效率不高，具体表现有三：一是金融创新活动缺乏系统性，使创新成果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二是金融创新缺乏科学性，使金融创新产品的优势无法发挥。三是金融创新缺乏规范性，不按国际惯例办事。

　　（四）吸纳性创新多，原创性创新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新的金融产品达70多种，范围涉及金融业和各个层次，但85%左右是通过“拿来”方式从西方国家引进的，属吸纳性创新。真正由我国首创、具有我国特色的原创性创新较少。

　　（五）创新品种少，结构不合理。消费信贷、网上银行、租赁、个人理财业务等只是少量开办，仍处于探索阶段；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国际金融和衍生金融工具业务等方面，尚有可观的发展空间，还处在待发展阶段。近年来，各行推出的创新品种，大都只着眼于高收入阶层，如住房贷款等，而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创新品种却很少，这样，就使大量中低收入者无法踏入消费信贷的大门。

　　（一）继续加强政府引导。我国的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机构建立不久，内部经营机制不成熟、金融工具简单、竞争并不激烈，追求利润和规避管制的内部创新需求并不强烈，单靠市场引导自发地进行大规模、深层次金融创新是不现实的。这就必须加强政府引导，用货币政策及宏观调控措施，形成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外部压力。

　　（二）以体制创新为主线，发展和引进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工具。金融体制的创新包括金融市场体制的创新、金融机构体制的创新以及金融监管体制的创新几个方面。

　　（三）衍生工具的引进和开发，要以市场规范化为前提。金融创新的主流是积极的，但任何事物都难免有其负面影响，金融创新也不例外。

　　我国对商业银行金融安全相关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起源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针对金融安全,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有关负责人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是完全不被自己掌控的不安全,另外是完全被自己掌握但做得很差,应该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安全状态。就商业银行金融安全而言,是银行能够凭借各种手段保证本期和预期的偿付能力以及银行正常功能和经营秩序,其机理是银行发挥正常功能和经营秩序,银行资本及流动性足以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实际或潜在的挤兑威胁和侵害,把风险控制在偿付能力的状态之中。银行预期收入的现值足以清偿债务,且有现金支付本期债务,从而实现商业银行金融安全。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安全实际上是一种低效的金融安全,是以牺牲金融效率为代价的。商业银行金融安全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应该在效率和安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做出符合现阶段以及衔接将来发展的决策,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商业银行金融安全的本质应该是高效率下的安全,既不能为安全牺牲效率,也不能为效率而丧失安全。一个低效率的脆弱的金融体系尤其是商业银行体系,会直接妨碍一个国家稀缺资源合理、有效的分配,从而对该国经济成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重大影响。而且,在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中,一个低效率的银行体系一旦受到国内外冲击,有可能会导致系统性信用紧缩、金融恐慌、动摇公众信心,从而危机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引起社会动荡,爆发全面的经济危机。因此,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安全问题的重点应该是如何提高商业银行体系的运行效率,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确保其经营的稳健性和安全性。

　　我国金融安全问题,当前主要表现为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作为我国金融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银行,经过多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制度缺陷、体制脆弱性等原因,我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较高。在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对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是外资银行大量进入以后引起的金融竞争、制度冲击和政策干扰。由于这些风险的存在,使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的稳健性受到影响。

　　首先,我国银行业自身管理能力和管理制度上存在着不少影响金融安全的隐患。商业银行缺乏有效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实际资本金充足率不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仍远低于8%的国际标准;服务手段落后,缺乏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发达的业务网络,电子化程度较低;经营管理方式落后,过去较少考虑运营成本。例如,只考虑存款数额,而不考虑吸收存款的成本及存款的运用情况。符合银行商业化管理要求的资产负债管理才刚刚起步;资产结构单

　　一、流动性差,仍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主,而消费信贷、衍生金融工具、资产证券化、咨询、管理信息服务等新兴业务发展明显不足。网络银行刚刚起步,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足15%,近些年来虽然有所改观,但资产结构仍处于严重不合理状态;内控制度不严,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尚不能满足金融业发展的要求,缺乏完善的法规体系;由于内控不严、监管体制不完善以及历史原因形成的呆账、坏账使不少银行存在着发生危机的隐患。

　　其次,金融资产质量差、流动性下降,发展后劲不足,金融安全基础不牢。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是指金融资产在无损状态下迅速变现的能力。资产流动性水平越低,其经营风险水平越高,银行抗击意外冲击的能力越弱,发生大的银行危机的概率就越大。(1)我国金融业流动性资产对全部负债的比例不高。1999年末这一比例没有出现以20%(一般20%以上较为合理)为中心线的波动特征。这表明我国银行流动性资产对整体资产的结构并不合理,收益性与流动性未能很好地结合起来。(2)缓慢。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全部贷款的年周转速度平均为1.06次,其速度始终在低速区徘徊。(3)贷款收息率低。各金融机构不仅大量贷款不能按时收回,而且贷款收息率也很低。据统计,到1999年末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利息收回率平均不到50%。(4)存差有增大的趋势。近几年来,一方面由于银行开始重视资产质量,谨慎地进行贷款投放;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大批上市,采取直接融资方式而减少了贷款,使银行有效益的贷款大大减少,形成一些信贷资金的闲置,这些闲置资金只能积存在金融机构或在金融机构内部循环,既削弱了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影响了银行的收益和稳定性。(5)2000年末我国上市公司已达1081家,股票市值占GNP的27%,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分业制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冲击,使商业银行积聚劣质客户和资产结构短期化,使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下降,风险更加集聚,安全度下降。

　　第三,银行不良债权比例较高。反映银行债权质量最直观、最简单的统计指标是不良贷款率。近几年来,我国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呈上升趋势。据有关资料,到1996年末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己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4%;1997年末不良贷款比率上升到29.2%。其中,无法收回的呆账约为4%,呆滞贷款约占12%;1998年末不良资产比例上升到30%以上。近几年来这一比例更高,仅此两项就超过了银行自有资本。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我国金融风险仍然呈逐年升高之势。银行内部稳定性这一子系统是现阶段整个经济金融领域中安全程度最低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风险已经成为影响银行系统能否稳健经营的重要因素,其银行资本充足率1999年仅为5.51%,大大低于8%的国际警戒线。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收益率亦较低,有些银行甚至出现明盈实亏的现象。由此可见,我国银行业引致的金融风险隐患仍然处在危险的边缘,应当予以高度警惕。为了银行自身的安全,必须改变现有的银行制度。

　　银行最终安全是银行正常功能的发挥、经营秩序的完善和银行自身的发展。具体表现是在信贷资产质量、非信贷类资产质量、表外资产质量的提高,最终表现为利润增加、支付能力和竞争力增强等方面。因此,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防范我国商业银行危机的发生。

　　(一)保持国内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国内银行综合竞争力。 鉴于目前我国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脆弱的金融体系,特别是国有银行体系,所以防范外资银行大量涌入的风险其最根本的立足点应放在国内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上。脆弱的国有银行体系之所以还没有倒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这些年来国内经济快速增长有关,经济快速增长使得新增存款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而快速增长。然而,问题在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后劲在减弱。经济增长率如果不上去,不能维持高速度,那么原先在高速增长隐藏下的金融风险必将充分暴露,所以保持国内经济适度增长已是我国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国内银行的综合竞争力,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当务之急。国有银行既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又是我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所以在今后的3~5年内必须把我国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成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能力的现代化大型商业银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抓紧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新晨

　　(二)循序渐进,有步骤、有控制地推进商业银行对外开放。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看,银行业开放的程度与银行机构的脆弱性呈负相关关系。银行业开放程度越高,银行机构质量就越高,其脆弱性反而越小;相反,银行业开放度越低,银行机构质量也越差,银行脆弱性就越高。

　　我国当前的状况是:一方面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经济金融基础又十分脆弱,构成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企业产权软约束,经济效益不理想;构成金融微观基础的银行同样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银行资产质量低下,不良债权情况严重;既未建立有效的企业内控制度,又没有外部健全与完善的监管体制。在这种背景下,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一定要慎重。由于银行服务业的特殊地位,如今各国在开放过程中给予银行业一定的保护已成为国际惯例。即便是发达国家,对银行业的开放也是慎之又慎。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与做法,我国在对外资银行进入方面:(1)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来源国分布、总数以及分支机构数量;(2)资产增长及规模的限制;(3)限制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业的股权持有。通过这些保护性措施,确保中资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份额,以防止外资银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经营或控制。

　　一是经营转型使信贷资金事实偏离农村。在商业化经营安全性、效益性的内在驱动下，近年来，农业银行加快经营调整步伐，积极实施重点区域、重点客户、重点产品优先发展战略，一些县市支行信贷管理权限上收，经营重心上移，基层经营行主要以负债、中间业务、清收不良贷款为主，一些好的法人信贷客户需上报上级行审批，无形中造成信贷投入集中于大中型企业和金融资源丰富的城市，支农信贷投放上呈弱化趋势。二是农村金融市场中介缺位使农村金融服务受到局限。近年来，农行与其他商业银行一样实施了网点重新布局。金融资源相对匮乏，达不到保本点的网点纷纷撤离乡镇。据调查，某县级市农行近5年来先后撤并基层农村网点21个，目前农村网点仅剩3个。客观上对农行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带来了困难和不便。三是局部制度设计弱化了支农贷款营销积极性。农行普遍实行严格的贷款责任考核制度及贷款“终身追究”制度，在目前农行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业金融业务并存，职责不够明晰，农业信贷资金运营绩效较差的现实情况下，造成基层行对“散、小、急、频”的支农贷款，或从成本考虑，或从风险考量，存在“不作为”思想，宁愿少发放，也不愿惹麻烦。如何处理商业化经营中集约化、精细化要求与支持新农村建设之间的矛盾，是农业银行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国家对农村金融体系构建和相关风险补偿机制建设方面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

　　尽管农业银行信贷产品丰富且不断推陈出新，但金融产品在农村市场区域单元还出现“断层”，与农村经济发展不断增强的金融需求尚不匹配。一是农户个人贷款融资渠道较少。缺乏诸如农信社小额信用农贷品种，农户个人贷款基本由农村信用社经营，不能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二是扶贫贷款门槛高，准入难，且扶贫关联度削弱。目前扶贫贷款受金额、评级授信、立项、上级行准入等门槛限制，实际运作难度较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至2010年)》提出，要继续把发展种养业作为扶贫开展的重点，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但从各地投放的扶贫贴息贷款来看，存在一部分贷款被用于非农项目。三是农业产业化企业贷款缺乏创新。目前还局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对项目融资、科研贷款、订单贷款等缺失综合经营，在欠发达地区缺乏强势企业的情况下，很多企业难以得到有效支持。四是新兴的中间业务在农村开展不多。网上银行等电子银行发展还滞后，尤其是对农户的信息、技术、市场金融服务基本上是空白，难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要求高效、优质的服务很不适应。

　　一是信用观念有待增强。目前农村市场发育尚不成熟，区域间明显存在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差异，一些地区依法借贷、依约还贷意识有待加强，来自地方政府行政干预时有发生，在个别案件中，甚至出现借改制、破产甩包袱和放纵、包庇企业的欺诈行为。二是金融配套措施滞后。目前政策性金融以对特定机构的特定业务进行直接补贴为主，对商业金融机构的担保、抵押、保险、减免税等措施缺乏，吸引金融资金及社会资金进入农业领域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三是受农村生产效率制约。“三农”的弱质性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农业经济生产效率，进而提高金融机构贷款效率。农业银行在金融生态环境不佳的状况下支持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

　　目前，农业银行是唯一在全国每个县市都设有分支机构的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全国最多且联结城乡的物理网点、覆盖面最广的电子化网络、最多的客户服务人员、最广泛的客户群体。除政策性支农业务外，担负着支持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县域中小企业、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特色资源开发、信贷扶贫和农村消费信贷等方面的支农任务，是县域商业性金融的主渠道。在长期服务“三农”的过程中，农行大部分资源配置在县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组织和网点网络体系，积累了丰富经验和较为成熟的运作模式。目前，农行52%的人员，60%的机构分布在县域，涉农贷款占全行贷款的40%。支持新农村建设，对农业银行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实现城乡业务联动发展，搞活农行县(市)支行经营，促进农行改革和发展意义重大。

　　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仍是一个分割的卖方垄断市场，银行在客户选择、贷款定价等方面处于主动地位。当前，农业银行加快业务经营战略转型步伐，提出在积极拓展优质大客户的同时，把发展县域中高端业务，统筹大中小客户和城乡业务的协调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支持新农村建设中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城镇化建设、优质中小企业等县域内中高端客户，既有利于农行有效运用富裕资金，也有利于农行巩固县域的传统优势，发挥县域金融业务的主渠道作用，统筹城乡业务的协调发展。

　　目前，农行机构、网络、人力资源和资金实力等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十分重视农行在支持“三农”中的作用，在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中将农行与农村金融体系统筹考虑，充分考虑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村金融的设计和布局。支持新农村建设是国家对农行未来业务定位的要求和期望，也是农行作为农村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责任和使命。

　　新农村建设需要建立健全各层次金融机构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农村金融体系。在现有农村金融体系格局的前提下，农业银行应充分发挥县域商业金融的基础作用，秉承国家支农政策原则、效益最大化的原则、突出重点的原则、防范风险的原则做好新农村建设服务工作。笔者认为农业银行强化金融服务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在当前经营战略转型时期，农业银行应看到未来农村金融的潜在市场，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加快有效发展新的效益增长点，在经营策略上进行适当调整。一是因地制宜做好机构职能的分布和职能定位。要按照“统筹兼顾，区别对待”原则，在机构撤并上注重差异性，关注前景值，不仅要考虑商业化经营的效益性，也应考虑新农村建设金融服务的长远利益和公共服务职能，有侧重地进行机构布局和调整。特别是在农业为主的欠发达地区，撤并网点要充分顾及到农村金融市场的辐射半径，强化网点中心所建设，走网点精干高效之路。对一些农村建设新区、规模较大的农贸市场可根据需要考虑设立新网点，尽可能消除农村金融市场“盲区”和“断层”。同时，在机构设置和职能定位上，应与时俱进，有必要根据新农村建设金融需求和特点增设职能，如在中心网点开办支农“金融超市”，实行保险、公证、房地产开发商联合“一条龙”作业，为农民提供综合产品营销；业务综合部门应建立新农村建设金融需求分析机制；前台营销部门可增设专门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机构或分部，建立支持新农村建设金融需求的响应机制。二是要整合人力资源，丰富客户经理制度内涵。可设立支农专职客户经理，推行支农客户经理制，实行划片管理，单独考核。致力于客户经理综合素质提高，培养一批知农业、懂政策、善管理的客户经理队伍，为农民提供政策、信息、资金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使支农客户经理成为农行发放农贷的营销能手。三是整合系统资源，加大支农服务力度。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综合运用网上银行、ATM(自助银行)、POS机等功能，使物理网点和虚拟网点有机结合，以方便农民存取款和理财，使农民享用到快捷便利的资金结算服务和科技信息，进一步提升农业银行支农服务水平。

　　一是创新和综合运用金融产品。农业银行应围绕新农村建设的新要求、新变化，适时创新适合“三农”需要的金融服务品种。可根据农民贷款需求特点，设计开发如仓单、地上作物收获权、存栏牲畜抵押等贷款业务，满足农村多样化金融需求；对符合贷款条件的种养大户、产业化组织、个私经济组织，可通过评优授信、联保贷款等方式提供资金支持，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示范带动作用；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以实行更多的融资方式，如票据贴现、项目融资、科研贷款、订单贷款等，推动“公司+基地+农户”农业产业化发展，实行资产、负债、中间业务一体化营销；对效益良好的农业企业，除一般的流动资金贷款外，可运用应收账款融资、仓单、国际融资等产品，满足客户差异化需求；在农村劳动力转移金融服务上，还可考虑设立与助学贷款相类似的“农村劳动力创业贷款”种类，帮助务工农民城市创业。二是健全金融机构分工协作、优势互补服务体系。对贷款周期长、风险大、启动阶段效益低的领域，政策性金融应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对市场化程度高、效益好的领域，商业性金融应发挥主导作用；对农村贷款资金额度大的大型贷款项目，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可以实行银团贷款。同时，要与农村信用社形成产品互补、竞争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

　　一是加强新农村建设政策研究。基层农行要与地方政府、发改委、扶贫办、泛亚电竞农业局、财政局、教育局、卫生局、民政局等部门建立良好沟通平台，高度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金融需求，增强金融服务的敏锐性和前瞻性。二是做好项目营销和储备工作。在信贷准入标准不降低、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按照商业化、市场化的原则，提高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综合服务水平，支持外贸和新兴领域的农村商业企业，扩大对农村私营业主、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密切关注和积极介入农村“两水”(饮水和灌溉用水)、“三网”(电、路、通讯网)、“两汽”(沼气、液化汽)、“两个市场”(境内外销售市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带有政策性的领域。三是做好涉农公存款营销工作。积极跟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财政支出和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养老保险金、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金资金动向，对财政转移支付和有关政策性金融业务，农业银行要争取。四是做强做大中间业务。瞄准有规模效益的农村商品流通企业、专业集散地、农村物流企业，借助农行农村网点、网络优势，加大银行卡、网上银行、自助银行、电子银行等金融产品介入力度，使之成为中间业务新的增长点。五是用活农业扶贫贷款政策，打好“特色牌”。寻找信贷扶贫与商业化经营的结合点，筛选一批扶贫项目，做好组合营销和捆绑营销，走产业化扶贫、项目间接扶贫的路子。六是推进农村城镇化信贷业务。重点介入商业性较强的基础设施、基础行业项目和企业集群化支柱产业，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一是建立高效的贷款审批机制。结合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制定规避风险、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和自身经营效益三者相统一的信贷管理体制，可结合当地特色实施“穿透式”授权管理，适当给予基层行一定的贷款审批权，完善支农信贷运作流程，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支农业务设置“绿色通道”，限时服务，以适应支农贷款业务“小、频、急”的特点。二是建立利率风险定价机制。根据支农贷款风险及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灵活制定利率，对不同借款人实行差别利率政策，充分调动经营行发展支农业务的积极性。三是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树立以人为本理念，改变激励约束不对称的状况，如可建立《农村客户营销激励办法》，制定农业客户贷款、存款、票据贴现、中间业务、国际业务营销激励措施，充分调动营销人员积极性。对贷款已经形成不良的，也要综合各种因素加以分析，实事求是地落实相关责任，使基层行和信贷人员轻装上阵，使信贷人员对支农贷款敢放、愿放。四是建立专业化的人员培训机制。可通过举办客户经理培训班，开办员工业余夜校等措施，加强客户经理业务培训，充实信贷营销人员，鼓励员工从围绕发展本地区特色经济入手，积极营销各类支农贷款。五是建立支农贷款风险管理机制。每半年组织对信贷客户进行评估和检查，排出退出客户清单，建立支农信贷客户诚信记录，强化贷款责任追究，有效防范经营风险。

　　一是加快信用保障体系建设。国家要将诚信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尽快建立全国范围内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继续抓好创建信用村镇建设，积极探索建立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并纳入各级政府的目标考核。二是增强农民的金融法制意识，营造稳定和谐的融资环境。要有效保护金融资源产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有关当事人的金融行为。司法部门应尽可能推广简易诉讼程序，降低金融债权案件诉讼费用，提高金融债权的执结率，保证金融债权得到公平清偿。三是加大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金融监管部门要为银行业机构提供公平、适度的竞争环境，对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要坚决予以制止。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建立良好的信用环境和服务环境，农业银行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潜力和效能才能发挥到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