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业余化的报道，但从来没有业余化的伤害。针对近年来新闻媒体报道失范频发的现象，批评者多从传播伦理和职业道德层面立论。经过慎思就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框架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还会掩盖问题背后的深层危机。其实，新闻报道失范，虽然往往表现为对公序良俗的亵渎和对道德戒律的冒犯，但其背后的原因并非新闻从业者的伦理水准低下，而是其专业素养欠佳。换言之，在新媒介语境下，新闻报道失范只不过是新闻专业性危机的症状，而化解之道恰恰在于新闻专业性的重塑。

　　2022年以来，世界动荡不安，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肆虐。与此同时，以报道事实挖掘真相为使命的新闻业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针对媒体的报道失范问题，不少学者从伦理角度出发，认为是媒体伦理规范的缺位所致。更有学者指出在新媒体环境下亟须建构新的新闻伦理体系。这些探讨，为我们认知媒体报道失范现象提供了有益视角。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完整的行为过程是由行为动机、行为本身、行为后果三者构成的。过去，行为的本身与后果都是比较清楚的，容易预测的”。而现在，许多行为的后果却变得难以预测；与此同时，某个行为的后果也并不总是由相应的动机所引起。在道德评价领域则可以说，伦理后果与伦理动机具有非对称性。因此，对一种带来了一定伦理后果的社会行为进行伦理评判本身，也是有伦理风险的。换言之，某个带来伦理后果的行为，其动机可能是非伦理的；许多被认定为伦理失范的新闻报道，要从伦理之外寻找原因。只有找到导致新闻报道伦理失范的真实动因，也才能找到切实可行的化解之道。

　　如所周知，科技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和媒体的业务运营模式，新闻业已今非昔比。泛亚电竞新媒体可以在几秒钟内把新闻故事传遍世界，通信系统具有扩大社群成员凝聚力和见识的能力，传统的新闻业务盈利模式则难以为继。这样的变化给新闻从业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使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形，乃至带来许多始料未及的伦理后果。在新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媒体之间的竞争加剧，新闻从业者更倾向于回应用户的普遍偏好，呈现富有戏剧性的、新颖的和有争议的内容。

　　这种商业焦虑在中国尤其体现在自负盈亏的市场化媒体身上，纵观伦理失范频发的报道主体，不难发现多为市场化媒体。究其原因在于其面临的经济冲击最大，盈利焦虑问题更加凸显。比如，2020年《新京报》报纸广告收入仅剩20%，其余80%都来自新媒体平台。新媒体对传播主阵地的掠夺，不仅影响媒体的内容分发效果，也使得以往以“二次售卖”为主的盈利模式彻底崩塌。

　　当媒体的收入更多依赖于新媒体平台的时候，这种相对不稳定的收入来源必然会进一步加重媒体的经济焦虑，折射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上即为内容传播上的选择焦虑。具体而言，在生产环节突出放大新闻的情感色彩，乃至采用煽情主义的策略对内容进行编辑加工；在传播分发环节上，主要体现出对速度的过度追逐，以抢头条为目标，希冀赢得更多点击评论，博取更多网络流量。而更多的流量则意味着广告收入的增长。但是，这种依靠突出“报道的戏剧性”“博眼球”式的快速增收方式，不仅有悖于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公共职能，且往往是以损伤新闻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的情感为代价的，长此以往必将带来负面伦理评价，牺牲媒体公信力。

　　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传统媒体广泛采用“借船出海”的战略，即通过入驻新兴平台获取用户资源，利用流量优势，扩大媒体内容的传播力、影响力。但与此同时，新媒体平台的运作逻辑，也反向影响媒体的内容生产机制。

　　首先，既有内容生产流程面临瓦解困境。在大众传播时代，得益于新闻业对传播渠道的垄断泛亚电竞，媒体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内容的筛选加工编辑发布等既定流程，以保障内容的准确性。尽管彼时已经有对新闻时效性的要求，但是时间的尺度还比较宽松。在那个以日计时的时代，传统媒体的工作机制尚能较好平衡时效与内容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而达成“新闻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的承诺。但在新媒体语境下，时间尺度发生了变化，网络化、非线性的传播机制，打乱了传统媒体的时间节奏和固有的内容生产传播的流程和机制。在即时性的社交媒体面前，以往新闻报道得以完成所依赖的时间滞后性基础不复存在；媒体还未对当事人进行充分的采访，新闻线索已经散布在整个社交网络之中。换言之，进入新媒体的地盘，对传统媒体而言一切都是陌生的。新媒体平台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内容生产和传播逻辑，此时若再机械套用传统的报道方式显得既“笨拙”又无力。

　　其次，在“一切皆可量化”的新媒体技术逻辑下，新闻的价值转化为10万+、高转发量、热搜榜单等具体客观的数据。电视媒体时代对收视率的关注，在新媒体平台则转化成对流量的追逐，而后者的强烈程度是前者远不能及的。媒体自身也更多把话题量、点击率作为评价新闻选题价值，开展新闻报道的主要依据。但问题在于，流量思维对媒体生产的过度侵占，使得“追逐热点”“出爆款”“抢头条”成为新闻媒体在新媒体平台主要的竞争方向，新闻自身的价值也更多遵循市场化的商业逻辑，进而偏离了媒体自身作为社会公器的专业操守，忽略了新闻报道内容的社会意义。

　　新媒介语境下，以往新闻生产场域的封闭性不复存在。一方面，电子媒介人强势崛起，拥有智能设备的人们纷纷在网络上分享传播身边的新鲜资讯，且乐此不疲。而以梨视频、抖音、快手等为代表的UGC（用户生成内容）视频平台的普及更进一步降低了新闻的生产与传播门槛。“人人生产新闻”成为时代口号，网络信息生态颇具活力、欣欣向荣，新闻生产趋向深度社会化，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权威受到挑战，职业荣誉感逐渐流失，心理失衡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媒介化程度日益加深，万物皆可为媒介。大数据、传感器技术、智能算法等自动化的信息搜集和分类推送技术的应用，不仅大大拓展了新闻线索，也使得“机器人写新闻”“AI新闻播报”成为现实；数字新闻、融合新闻方兴未艾，催生了诸如新闻游戏、短视频新闻、数据新闻等新兴新闻样式。

　　与此同时，新技术的浪潮也进一步加剧着职业媒体人的焦虑。有实证研究表明，当下新闻从业者的身份焦虑更加凸显，比如，新闻的游戏化生产对从业者的职业技能需求更加多元，对新闻从业者而言，多领域的跨界融合使职业身份变得模糊且充满矛盾。此外，在媒体融合进程中所倡导的如“全能型记者”式的职业要求，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媒体从业人员的身份焦虑，进而对自身职业规范、职业伦理的把握与衡量处于缺位状态。

　　概言之，新的传播关系格局的变革，使新闻生产的场域由封闭走向开放，在给新闻生产带来一定活力的同时，也使得“以新闻为业”的从业者陷入职业权威消解的现实困局，面临自身角色迷失和对新闻价值疏离的双重难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专业新闻生产的解构进程。

　　经典的把关人理论认为，在新闻信息的流转中存在着把关过程，体现在新闻报道中，有着较为完整、规范的把关制度。从新闻线索的筛选到新闻内容的生成，再到内容的审核加工，最终公开发表，层层把关在保证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新媒体颠覆了传统媒体既有的新闻的生产机制和流程，体现在把关层面即传统把关模式“失灵”。

　　一方面，把关的可行性降低。首先，新媒体时代内容海量且生产主体多元，信息质量良莠不齐；其次，即时性的传播特点，内容即产即发，往往来不及把关。

　　另一方面，把关难度加大。新媒体内容的多媒体化，加大了把关的难度，尤其是视频音频的把关技术难度较大，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核查。而在经济压力下，媒体往往采用缩减采编人员的方式来减少开支。由此导致从事新媒体编辑工作的人员减少，劳动强度加大，这无疑给把关环节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有研究发现泛亚电竞，微信公众号内容节奏的加快不仅使得媒体自身原创内容减少，更导致“编辑工作压力增大和推送内容强调情感而放弃了深度”。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嵌入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之中，以“深度伪造”“炒作机器”等为代表的新兴虚假内容的不断涌现，无疑进一步对专业新闻把关提出了新的挑战。

　　价值是行动的先导。新闻作为一种专业或职业，必须有一定的价值和理念作为报道实践的引领。“新闻要求真实、全面、客观、公正，这是任何社会的常识。”无论是西方的媒体，还是中国的媒体，它们共有传媒技术特有的信息知晓和影响放大的权力。“巨大的权力意味着高度的责任，伦理的最高准则是自律。无论是媒介的自治地位、新闻的客观性原则还是传播的道德审视与伦理约束，在中国都是迫切而实际的目标。”因而，媒体承担公共职责，以其享有的特定的信息获取和传播的权力为前提，而新闻伦理作为一种内在约束，应该蕴含于专业化的新闻工作规范之中，中外皆然。身处众声喧哗、观点泛滥的后真相时代，媒体更应该坚守新闻求真的立场、公共服务的立场。“在各种诱惑和压力面前，不忘记自己根本的道德义务是报道真相、监督权力，而这一切都落脚于公共利益，而其中最大的利益就是民主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健康发展。”

　　概言之，从价值维度强调新闻的专业性就是要求媒体面向社会公众，开展负责任的报道，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提供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报道。

　　据此，我们认为我国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的专业性价值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是求真。应当尊重新闻自身的规律，一切从事实出发，倾听民众真实的声音，关注社会的真实需求，直面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和矛盾困难，探索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其次是扬善。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新闻实践，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展开报道，以人为本，抑恶扬善，扮演好人民群众在信息公共传播中的代言人角色。最后是臻美。在内容呈现上要有健康的审美追求，既非居高临下、孤芳自赏式的宣传灌输，也非低三下四、哗众取宠式的娱乐大众，而是为读者奉献有价值有意义、使读者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的优质内容。

　　“新闻从业者应该具备高度的专业精神、明确的专业担当和严格的专业修养。”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已不在于“第一落点”式的信息传递，而在于穿过重重迷雾，努力探求真相并加以呈现。比如，成都49中学生坠楼事件发生后，“校园”“欺凌”“坠亡”等关键词交织在一起，一时引爆舆论。在当地调查组发布通告后，网络舆论持续波动，公众仍存疑虑，在此情况下新华社记者到现场探访，通过记者调查多角度还原事发现场，及时播放权威稿件，客观还原事件原貌，回应网民关切，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彰显出主流媒体的专业能力和担当。

　　新闻报道中一些不专业的表现，泛亚电竞则可作为我们的反面教材。如在近年来很是盛行的暖新闻正能量报道中，常常出现违背专业性的操作。一些“制造感动”式的所谓正能量报道，不仅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也有煽情乃至滥情的嫌疑媒体报道，难以真正让人心生触动。而且片面放大受访者的特质，添油加醋，不仅有违客观事实，也缺乏基本的采访和求证环节，严重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而在灾难事件报道中，“心灵鸡汤”式在媒体的社交网络实践中被密集生产，感动模式成为灾难报道的主流范式。媒体运用“心灵鸡汤”掩盖新闻生产能力不足的窘境，其后果是媒体面临专业价值消解的困境。

　　一言以蔽之，在新的内容传播生态下，媒体对专业化的要求不应停滞乃至倒退，若只沉浸于新技术融合的炫目，懈怠于对专业能力的提升，无疑是自废武功。媒体应当始终牢记新闻创新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坚守，体现在对自身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对专业的坚守，对品质的坚守。在坚守的同时，与时俱进，主动提升内容的品质，才能真正维持其专业地位，赢得社会的尊重。

　　所谓新闻职业伦理，即侧重于从道德的层面规范传媒从业者的新闻活动，这是新闻职业专业化的伦理尺度。职业伦理的作用在于预防和规范，其理想状态是内化为新闻从业者的自我约束，以防在新闻生产实践中因“动作变形”而陷入伦理危机乃至因心理崩溃而走上绝境。然而在实际的新闻工作中，新闻伦理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被质疑为新闻工作的枷锁，存在诸多对新闻伦理的误读。诸如，长久以来关于在新闻现场应当先救落水者还是优先抢新闻、拍照片的争论不断，抑或坚持“最小伤害”原则便是不要对灾难事件中的受难者进行报道等。这些议题固然有一定的社会讨论价值，但对新闻从业者而言却反映出新闻常识的缺失。“在新闻现场，先救人还是先报道?”的实质则是如何处理新闻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关系问题。诚然，就媒体职责而言，第一时间报道事实探求真相本就是天职，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还要考虑如何报道的问题，特别是重大灾难性事件，如何平衡公众信息获取权与尊重当事人隐私之间的关系，此时强调需要进行伦理层面的考量，恰恰是新闻专业性的内在要求。

　　新闻伦理的实质在于媒体与受众的关系问题。互联网时代，新闻的传播力影响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相应的，一次失范报道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也会得到放大，不仅伤害公众情感，也会加大媒体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不信任程度，损害媒体的公信力。进而言之，媒体的报道若不能在伦理维度上被社会公众接受，无疑是新闻职业乃至人生的失败。只有坚持规范地操作，把伦理规范内化于心，才能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在实现事业成就的同时，获得内心的安宁。

　　“新闻即人，新闻学即人学，新闻精神即人本精神。”伦理维度的另一重要考量是人文关怀。相较于大众传播时代单一的传播方式和信息获取渠道，新传播生态下报道环境更加纷繁复杂。在流动化多元参与的新闻场域中，新闻传播的效果难以把控，失范的风险加大。此时，如何坚守新闻报道的人文关怀，使之不至于沦为一句口号，关键在于实现伦理的情境化。所谓伦理的情境化即新闻从业者能够立足于新闻伦理的基本原则，结合具体的报道情境作出自主性判断。诸如“最小伤害”原则并非意味着媒体绝对不能对灾难事件的当事人进行报道，而是要充分基于报道所处的具体情境，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进行采访报道，同时秉持人文关怀，不要给当事人及其家人造成二次伤害。而实现伦理的情境化，把握报道的平衡点，需要新闻从业者的判断力、专业能力的提升作为前提保障。

　　一个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行离不开传媒功能的正常发挥。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多元主体介入到新闻信息的生产加工与传播等环节之中，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舆论的活力，推动着社会公共讨论的繁荣，也导致不实信息和非理性表达的泛滥。因而以报道事实、追求真相为使命的新闻媒体角色不可或缺。与此同时，自新媒体诞生以来，唱衰新闻业的声音便不绝于耳。尤其在媒体出现报道失范问题后，总会有人大呼“新闻已死”“媒体已死”。这无疑极大地损害着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但危机不仅仅代表挑战与困境，新闻人若能努力重塑专业性，在纷繁复杂的媒介生态下彰显新闻的力量，未尝不是历史性的机遇。

　　规范的新闻报道，是新闻业的基本追求。捍卫新闻业的尊严，守护好新闻的底线，既是新闻的体面，也是新闻业安身立命、继续发展的前提。一言以蔽之，当下媒体的转型发展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媒体突围之路在于保持核心竞争力，回归内容的专业价值，为社会提供有品质的新闻。

　　此外，新媒介语境下，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危机也成为不可忽略的迫切问题。从媒体人离职潮，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忠诚度更加充满不确定性以及现有从业人员面临新闻社会化生产以及智能技术的冲击时的焦虑来看，不仅需要从个体层面进行职业再认同，更需要媒体行业以及通过新闻体制的多层面改革，从精神和物质等维度给予新闻从业者以支持和保障，在此基础上期待一个更专业、更好的新闻业未来才成为可能。

　　在颠覆性的新技术浪潮面前，传统媒体无法再通过“新瓶装旧酒”式的小修小补来维持现状，唯有不断持续深化改革，建立契合现代媒体发展的治理结构和分配制度，进而为其生产有品质的新闻和服务提供必要支撑，才是转危为机的根本出路。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与法规”（项目编号：18ZDA308）的研究成果]

　　（夏德元为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互联网与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付铎为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