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亚电竞
投行风控体系主要针对上市公司日常经营中常见的法律及财务问题的规避和预防。本期课程通过深度刨析上市公司的相关风险案例，为上市企业预防经营风险提供决策参考。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的风控体系尽量要避免人为因素影响，把握企业经营的底线，通过加强法律和财务技能知识，提前预防并有效控制上市公司经营风险。
回顾2020年，注册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券商投行在争抢市场蛋糕时合规稳健愈发重要，否则将受到严惩而掉队淘汰，未来在加速竞争中“快且稳”才能胜出。
近日，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合规总监杨和雄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注册制拓宽投行展业空间，进一步加剧行业竞争，实质合规逐渐成为共识，并且构成注册制环境下投行核心竞争力之一。
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迎来30周年。当前A股总市值近80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作为行业见证人，杨和雄感慨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成就斐然，突出表现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就法治市场而言，变化尤为明显。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坚持立法、执法和司法一体建设思路，通过证券法制订和历次修订，牵引资本市场整体基础制度建设，形成规则导向的价值理念。通过构建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的立体、有机体系，逐步依法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培育形成敬畏法治的市场生态。
“在市场化发展思路主导下，监管层也在优化行政监管体系，强化监管资源配备，目前监管工作重心由行政审批向监督执法方向发展。”杨和雄明显感受到，在涉及行政许可的股票发行方面，也在强化中介机构的责任，完善市场化纠错机制。“监督更多是从维护市场三公秩序出发，事前明确准入，事中加强督导，事后严惩违法违规。而管理则偏向行政色彩，容易形成市场与政府之间反复博弈的局面。”
“监管思路越来越清晰，更加坚定市场化的价值取向，相应的政策制度安排也在紧密推进，市场机构对此是真诚拥护的。”杨和雄告诉记者。
“零容忍”成为2020年资本市场的关键词之一，表明了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的严惩态度。随着注册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压实和强化投行等中介机构责任成为新证券法的显著特点。
“2020年明显感受到责任压力增大，无论是法规制度制定还是监管处罚案例，力度有增无减。”杨和雄向记者直言，注册制改革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其实质是让市场各主体归位尽责，真正让“卖者有责、买者自负”，对投行信披、内控、信息技术水平等各项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为保荐、承销机构，投行在信息披露方面压力增大，需强化信息披露文件核查，勤勉笃行，严防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问题。”杨和雄表示。
“投行内控部门风险把控能力面临更高要求。”杨和雄指出，一方面是内控部门把控好项目具体风险，三道防线需各司其职，共同加强项目风险识别判断，严谨扎实提高执业质量；另一方面是加强内控部门自身专业等能力建设，坚持独立履职。
“要求投行提升信息化水平。”杨和雄表示，投行数字智能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中证协及监管部门推出工作底稿电子化要求，自2021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旨在构建覆盖投行项目承揽、承做、审核、发行和持续督导的全过程信息化管理系统，建立可视化、可穿透的项目全景档案。
“目前在项目内核阶段，投行内控指引明确要求合规部门必须委派专员参加内核会议，这对合规人员提出更高要求。”杨和雄切身体会到，合规部门介入业务的程度将更加深入和具体，需要全面提升综合素质。
杨和雄表示，注册制改革是令人振奋的，市场生态面临重构，不仅因为发行审核、监管政策以及直接融资比重出现变化，更重要的是驱动资本市场发展的内生机制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化机制下，投行合规部门角色也发生变化，从“要我合规”转变为“我要合规”。“如果说业务部门是冲刺的运动员选手，合规部门则负责给选手系好鞋带，保证不摔倒。”杨和雄认为，此前券商设立合规部门更多是为了满足监管外部要求，对合规风控的认识也不高，存在“形式上合规”现象；注册制之下，提高合规风控能力成为自发需要，其作用和地位也备受重视，达成“实质性合规”共识。一旦合规风控出问题，小则导致发行失败，大则影响市场信心，给投行业务造成毁灭性打击。
注册制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内外竞争态势加剧的背景下，投行合规风控能力建设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在注册制下，杨和雄坦言，合规风控难度在于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如果监管部门给出非常详细的规定，按照明确的监管指引，这种情形下合规风控相对容易履职。注册制背景下，投行需要积极发挥自主性，积累识别合规风险、市场风险的各种能力，积极主动防控。同时，投行具有很强的非标属性，尤其是在股票的发行承销环节，市场化程度非常高，合规风控部门需要自主摸索并构建有效体系，管控难度很大”。
“要求合规风控部门介入业务的程度更加深入、具体，难免在与业务部门沟通交流时发生摩擦冲突。因此，合规风控要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往往要看得更深、更远，发现问题后还能有手段予以解决。”杨和雄表示，这对合规风控人员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外资券商纷纷进入中国市场。相较而言，中资投行对合规风控投入尚有不足，多数依监管要求构建了合规风控体系，但合规风控手段相对传统，合规风控能力滞后于业务发展，金融科技应用明显不足，亟需向国际同行学习，同时还需要因地制宜，做好转化吸收。
而中小型券商面临的合规压力更大，风险容忍度相对较低，因此更需要适度超前投入合规风控资源。一方面是由于项目固有风险相对较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分类评价体系下加分较难，必须实施更严谨的执业质量标准，落实更严格的合规管控措施，这样才有机会跻身A类券商。
当前投行市场集中度提高，行业竞争态势逐渐白热化，部分中小型投行积极谋划弯道超车，“快而稳”才能有胜算的机会，而合规风控成为重要安全保障。
因合规问题，比如保荐职责不到位、信息披露违规等行为，投行将受到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行政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这意味着遭受多重打击，包括导致行业分类评级下降，需缴纳更多的投资者保护基金，严重影响投行市场声誉和行业形象，进而冲击投行业务收入和业务量等。如被限制业务活动、暂停部分业务资格，将会进一步影响投行业务承揽能力，造成业务、人员流失，业绩下滑。
“注册制环境下投行竞争日趋白热化，一旦涉及重大违法违规被监管部门采取资格罚，投行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杨和雄告诉记者，在争抢市场时，必须防止快速奔跑中突然摔倒的风险。
2020年，长江保荐共过会IPO项目19个（含精选层），其中联席主承销2个。据杨和雄介绍，注册制试点以来，长江保荐一直在思考行业发展变化，并结合自身情况，未雨绸缪打造坚强的合规风控体系，努力保障项目顺利发行。具体表现为：一是设立业务和合规风控并重的战略目标，二是前置和全流程管控项目风险，三是强化公司整体经营合规性，四是严格内部责任追究机制。
财联社4月21日讯 （记者 杨卉），全面注册制渐行渐近，监管不断夯实中介机构责任，加大投行违规的处罚力度，但依然屡有机构触碰监管红线日，银河金汇因为ABS业务，被深圳证监局出具警示函。仅一天之隔，4月19日，信达证券再次因投行业务中ABS项目不合规行为收到监管罚单。不难发现，投行业务仍是券商违规重灾区。
北京证监局表示，其发现信达证券在执业的过程中存在以下两大问题：一是在开展ABS业务过程中未建立有效的约束制衡机制，ABS业务开展环节违规，风险管理缺位，部分ABS项目存续期信息披露不完整。
二是公司投行业务合规人员配备不足、薪酬管理不健全，投行业务内部控制有效性不足，对同类业务未执行统一标准，合规检查和利益冲突审查不规范。
北京证监局就此对信达证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信达证券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提升投行业务内部控制有效性，加强ABS业务审核，强化合规风险管控，实现合规稳健发展。并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数据统计，2021年四季度，根据券商ABS承销业务排名，月均发行规模超过1000亿元的有7家，其中信达证券以月均规模1240.11亿元位居第6。
在投行业务整体情况上，2021年第三季度，信达证券负责承销/发行股票及债券家数158家，承销/发行规模为1320亿，同比增长达到38.5%，行业内排名第26位。
资管新规以来，ABS业务作为券商资管业务开拓的新蓝海，创新产品层出不穷 ，国内企业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存量规模实现了较快增长。但券商因ABS业务中存在不同的合规风控问题频频遭到监管处罚。
在信用风险高企、ABS违约事件频发的大环境下，作为发行和计划管理人的券商机构更应该守好“看门人”责任。
从券商公司管理角度上看，机构一定要建立更为完善的风险约束机制、项目审核机制，要在项目的立项、内核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前防范风险。
在业务开展环节，一定要合规合法，特别是承做尽调环节，从业人员不能放松对基础资产的尽调核查。对于ABS增信措施方面不可流于形式，要力求增信措施真正起到风险保障的作用。增信主体或担保方要与融资主体有明显的风险隔离。
关于ABS项目存续期信息披露的问题，在存续期内进行披露的文件要严格按照定期信息披露和临时报告的具体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及时的向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相关信息并进行披露，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论是定期信息披露里的年度资产管理报告、托管报告、审计报告、定期跟踪评级报告，还是临时报告中的重大事项、收益分配、行权、分期偿还、停复牌、摘牌等操作类公告、循环购类公告、持有人会议相关公告，都要遵循《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具体条款执行。
投行业务“内部控制不完善”“内部控制有效性不足”也是多家券商受罚的高频问题，注册制试点以来，券商内控水平和投行业务执业质量总体有所提升，但是个别券商未真正具备与注册制匹配的合规理念，内部控制不完善，项目筛选把关不严格审慎，核查不严格等问题。
而投行业务合规人员配备不足、薪酬管理不健全等问题，投行合规人员配备是基本要求，信达证券应即刻整改。此前已有券商因业务人员绩效奖金主要与承做项目挂钩，未考虑专业胜任能力、合规等问题受罚。证监会在2021年发布的《关于注册制下督促证券公司从事投行业务归位尽责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严禁将业务人员薪酬收入与其承做的项目直接挂钩。多数券商已改革薪资机制，信达证券应切实拿出可行方案，及早改正。
监管部门一向重视券商合规问题，对于投行业务“零容忍”的执法力度仍在不断加大。从主营业务来看，投行业务本是罚单“重灾区”，在过去的2021年投行罚单达78张，与全年266张罚单相比占比近三成。
投行业务处罚多与券商IPO业务相关，包括对发行人核查不充分、内部控制有效性不足、未勤勉尽责督促发行人等。相关投行业务人员被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等监管措施。
近年来监管层对于投行违规下发的罚单中除了保荐人，还包括负有管理责任的人员，如分管高管、业务负责人、部门负责人及内核负责人等。由此不难看出，监管层对于投行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在加大。
2022年4月18日，银河金汇因在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过程中，组织架构、人员配备、内控机制不完善，未设立专职质控团队；内核履职独立性不足，个别承做人员参与内核表决工作；未由专门职能部门或团队负责证券发行与承销工作；立项、承销、存续期管理制度不健全，部分资产证券化业务项目尽调存在依赖发行人、第三方提供资料的情形，核查不充分；工作底稿归档不及时、不完整；存续期管理对基础资产质量变化情况、原始权益人持续经营情况关注不足被深圳证监局出具警示函。
2022年3月28日，国泰君安的两名保代因2020年保荐的可转债项目上市即亏损被认定为不适当人选，在2022年3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不得担任发行上市保荐相关业务相关职务或实际履行上述职务。
当天，海通证券、中银国际的4名保代因保荐项目在上市当年利润下滑50%以上被罚。从3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暂不受理上述4人出具的与行政许可有关的文件，中止审查由其出具行政许可有关文件并已受理的行政许可申请。
早在2022年3月29 日，北京证监局就华融证券因投行类业务存在制度体系不健全，收入递延覆盖不全面，专职合规人员配备不足等问题。李虎作为投行业务分管高管，对此负有直接责任。根据规定，决定对李虎采取监管谈线日，国海证券因在为盛通集团发行债券提供服务时未勤勉尽责出具存在虚假记载的承销文件受到了证监会行政处罚。
2022年3月18日，山西证券控股子公司中德证券，因乐视网2016年非公开发行项目，对中德证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业务收入566.04万元，并处以1132.08万元罚款：对签字保荐代表人杨丽君、王鑫;对杨丽君、王鑫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5万元罚款。
2022年3月16日，安信证券两名保代因未能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收到全国股转公司罚单。
2022年3月15日，因未审慎核查中大股份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未审慎核查公司贷款资金流向房地产领域的情况，2名保荐代表人被通报批评，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
早在2022年1月19日，浙江证监局就连发8份监管公告，安信证券因2015重大资产购买项目及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中为勤勉尽责，未对信息披露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充分核查，尽职调查不充分，未按规定履行持续督导义务，内部质量控制不完善等对安信证券及5名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其中叶清文、戴铭川等两名保代两年内不得从事担任券商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相关职务或实际履行上述职务。
在注册制的背景下，IPO流程加快，监管层将进一步强化对投行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力度。证监会将持续督促保荐承销、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中介机构归位尽责，切实发挥好资本市场“看门人”作用。
由于注册制下强调“申报即担责”，因此处罚对象已转向机构与个人的“双罚”机制。其中除了具体项目人员，还包括管理人员、内控人员等，这也给各家券商敲响了警钟。
“无论是法规制度制定还是监管处罚案例，力度有增无减，2020年明显感受到责任压力增大。如果说业务部门是冲刺的运动员选手，合规部门负责给选手系好鞋带，保证不摔倒。”
回顾2020年，注册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券商投行在争抢市场蛋糕时合规稳健愈发重要，否则将受到严惩而掉队淘汰，未来在加速竞争中“快且稳”才能胜出。
近日，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合规总监杨和雄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注册制拓宽投行展业空间，进一步加剧行业竞争，实质合规逐渐成为共识，并且构成注册制环境下投行核心竞争力之一。
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迎来30周年。当前A股总市值近80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作为行业见证人，杨和雄感慨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成就斐然，突出表现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就法治市场而言，变化尤为明显。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坚持立法、执法和司法一体建设思路，通过证券法制订和历次修订，牵引资本市场整体基础制度建设，形成规则导向的价值理念。通过构建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的立体、有机体系，逐步依法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培育形成敬畏法治的市场生态。
“在市场化发展思路主导下，监管层也在优化行政监管体系，强化监管资源配备，目前监管工作重心由行政审批向监督执法方向发展。”杨和雄明显感受到，在涉及行政许可的股票发行方面，也在强化中介机构的责任，完善市场化纠错机制。“监督更多是从维护市场三公秩序出发，事前明确准入，事中加强督导，事后严惩违法违规。而管理则偏向行政色彩，容易形成市场与政府之间反复博弈的局面。”
“监管思路越来越清晰，更加坚定市场化的价值取向，相应的政策制度安排也在紧密推进，市场机构对此是真诚拥护的。”杨和雄告诉记者。
“零容忍”成为2020年资本市场的关键词之一，表明了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的严惩态度。随着注册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压实和强化投行等中介机构责任成为新证券法的显著特点。
“2020年明显感受到责任压力增大，无论是法规制度制定还是监管处罚案例，力度有增无减。”杨和雄向记者直言，注册制改革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其实质是让市场各主体归位尽责，真正让“卖者有责、买者自负”，对投行信披、内控、信息技术水平等各项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为保荐、承销机构，投行在信息披露方面压力增大，需强化信息披露文件核查，勤勉笃行，严防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问题。”杨和雄表示。
“投行内控部门风险把控能力面临更高要求。”杨和雄指出，一方面是内控部门把控好项目具体风险，三道防线需各司其职，共同加强项目风险识别判断，严谨扎实提高执业质量；另一方面是加强内控部门自身专业等能力建设，坚持独立履职。
“要求投行提升信息化水平。”杨和雄表示，投行数字智能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中证协及监管部门推出工作底稿电子化要求，自2021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旨在构建覆盖投行项目承揽、承做、审核、发行和持续督导的全过程信息化管理系统，建立可视化、可穿透的项目全景档案。
“目前在项目内核阶段，投行内控指引明确要求合规部门必须委派专员参加内核会议，这对合规人员提出更高要求。”杨和雄切身体会到，合规部门介入业务的程度将更加深入和具体，需要全面提升综合素质。
杨和雄表示，注册制改革是令人振奋的，市场生态面临重构，不仅因为发行审核、监管政策以及直接融资比重出现变化，更重要的是驱动资本市场发展的内生机制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化机制下，投行合规部门角色也发生变化，从“要我合规”转变为“我要合规”。“如果说业务部门是冲刺的运动员选手，合规部门则负责给选手系好鞋带，保证不摔倒。”杨和雄认为，此前券商设立合规部门更多是为了满足监管外部要求，对合规风控的认识也不高，存在“形式上合规”现象；注册制之下，提高合规风控能力成为自发需要，其作用和地位也备受重视，达成“实质性合规”共识。一旦合规风控出问题，小则导致发行失败，大则影响市场信心，给投行业务造成毁灭性打击。
注册制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内外竞争态势加剧的背景下，投行合规风控能力建设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在注册制下，杨和雄坦言，合规风控难度在于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如果监管部门给出非常详细的规定，按照明确的监管指引，这种情形下合规风控相对容易履职。注册制背景下，投行需要积极发挥自主性，积累识别合规风险、市场风险的各种能力，积极主动防控。同时，投行具有很强的非标属性，尤其是在股票的发行承销环节，市场化程度非常高，合规风控部门需要自主摸索并构建有效体系，管控难度很大”。
“要求合规风控部门介入业务的程度更加深入、具体，难免在与业务部门沟通交流时发生摩擦冲突。因此，合规风控要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往往要看得更深、更远，发现问题后还能有手段予以解决。”杨和雄表示，这对合规风控人员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外资券商纷纷进入中国市场。相较而言，中资投行对合规风控投入尚有不足，多数依监管要求构建了合规风控体系，但合规风控手段相对传统，合规风控能力滞后于业务发展，金融科技应用明显不足，亟需向国际同行学习，同时还需要因地制宜，做好转化吸收。
而中小型券商面临的合规压力更大，风险容忍度相对较低，因此更需要适度超前投入合规风控资源。一方面是由于项目固有风险相对较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分类评价体系下加分较难，必须实施更严谨的执业质量标准，落实更严格的合规管控措施，这样才有机会跻身A类券商。
当前投行市场集中度提高，行业竞争态势逐渐白热化，部分中小型投行积极谋划弯道超车，“快而稳”才能有胜算的机会，而合规风控成为重要安全保障。
因合规问题，比如保荐职责不到位、信息披露违规等行为，投行将受到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行政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这意味着遭受多重打击，包括导致行业分类评级下降，需缴纳更多的投资者保护基金，严重影响投行市场声誉和行业形象，进而冲击投行业务收入和业务量等。如被限制业务活动、暂停部分业务资格，将会进一步影响投行业务承揽能力，造成业务、人员流失，业绩下滑。
“注册制环境下投行竞争日趋白热化，一旦涉及重大违法违规被监管部门采取资格罚，投行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杨和雄告诉记者，在争抢市场时，必须防止快速奔跑中突然摔倒的风险。
2020年，长江保荐共过会IPO项目19个(含精选层)，其中联席主承销2个。据杨和雄介绍，注册制试点以来，长江保荐一直在思考行业发展变化，并结合自身情况，未雨绸缪打造坚强的合规风控体系，努力保障项目顺利发行。具体表现为：一是设立业务和合规风控并重的战略目标，二是前置和全流程管控项目风险，三是强化公司整体经营合规性，四是严格内部责任追究机制。
据粗略统计，由于美国对冲基金Archegos爆仓所造成的对手方（投行）主经纪业务损失已逼近100亿美元。据记者了解，多家投行清理仓位也花了近一个月。其中，瑞信亏损金额44亿瑞郎，且当前仓位还未清理完毕（97%），这导致瑞信一季度整体亏损2.52亿瑞郎。野村因Archegos事件而出现的损失也高达29亿美元。此前并未披露详情的瑞银在4月27日发布了2021年一季度财报，其当季税前利润为22.98亿美元，同比增长14%，但上述爆仓事件也对股东应占净利润造成了4.34亿美元的影响。
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Ralph Hamers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瑞银整体的VAR（在险资产）价值一直以来都相对较低。Archegos事件对各大机构的教训在于，提升透明度、较强的资本金安全垫等都有助于加强风险管理。目前正在详细检讨有关的风险管理程序，并正在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避免未来发生此类情况。
Archegos的“爆仓”足以载入金融史册，卷入事件的银行名单也横跨日、美、欧等地，市场甚至一度担心会出现极具传染性的“雷曼式危机”。所幸目前来看事态已经逐步平息，但损失和教训仍然是沉重的。据了解，此次导致Archegos的创始人比尔黄（Bill Hwang）等爆仓的收益互换（TRS，Total Return Ss）这种放大杠杆的表外工具或面临更多监管审视。比尔黄并没有直接持有此前被曝出的那些遭遇大幅抛售的股票，而是通过类似收益互换的场外衍生工具持有股票。这样做不仅可以隐藏持仓数量，避免不必要地暴露头寸信息，还可以拿到更高的杠杆。
但此次对手方风险暴露无遗，对手方也就是涉及此事件的多家国际投行。TRS本质上是对冲基金与投行的一个对赌，如果该证券价格上涨，那么投行就支付给投资者从买入到卖出的差价，而如果价格下跌，那么投资者就支付给投行差价。投行通常会完全对冲掉这种风险，包括持有客户强势看涨的正股等。除了作为直接的交易对手，银行还通过给对冲基金提供各种信用帮助扩大杠杆，例如抵押贷款、保证金交易账户等。
此次的风险在于仓位高度集中，再加上高杠杆，则将进一步放大亏损。根据瑞信的财报，截至2021年4月21日，瑞信已经退出了97%的相关头寸。但该机构预计美国对冲基金事件在2021年二季度仍将产生约6亿瑞郎的后续损失。
换言之，由于仓位之集中、对手方之多且可能存在流动性问题，退出相关头寸的过程就非常漫长，而且清盘的过程中也容易放大亏损。此次，相关信息显示，比尔黄重仓了ViacomCBS、探索频道、百度、腾讯音乐等相关股票，一旦负面消息出现，高杠杆容易加剧下跌的幅度。
同为瑞士专攻财富管理的机构，瑞银此次一季度税前利润为22.98亿美元，同比增长14%。但针对4.34亿美元的美国对冲基金相关业务的亏损，Ralph Hamers对记者表示，提升透明度有助于加强风险管理，同时也需要关注集中度风险。
“退出一个高度拥挤且涉及众多对手方的仓位本身就会对市场造成冲击，导致损失加剧。泛亚电竞官方”他称。该公司一季度CET1资本回报率为18.2%，高于12%~15%的目标值；即使在比尔黄事件的影响下，CET1资本比率为14%，高于预期的13%，这体现了资本金安全垫的重要性。
数据显示，瑞信第一季度的VAR为6700万美元，瑞银为1100万美元，当然不同的计算方法和置信区间可能导致数据存在一些差别。Ralph Hamers表示，一般而言，瑞银的VAR 维持在1000万~1200万美元，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他也在业绩会上提及，“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我们正在详细检讨有关的风险管理程序，并正在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避免未来发生此类情况。”
瑞信则已经宣布了后续将采取的具体措施。该机构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战略性评估，重点是调整机构经纪业务和机构融资业务（Prime Brokerage and Prime Financing businesses）的规模并降低风险。2021年，计划将投行业务额杠杆敞口减少至少350亿美元，并将投行业务 RWA（风险加权资产）调整到不高于2020年底的水平。
尽管“比尔黄事件”扰动了不少投行，但得益于充沛的流动性、不断复苏的全球经济，所幸各大投行一季度的整体业务表现普遍非常强劲，包括投行业务、交易业务、财富管理业务等，这也为投行提供了一些缓冲。其中，亚太业务的强劲增长也成了主要驱动力之一。例如，一季度瑞银亚太地区税前利润高达9亿美元，同比增长19%，对全球业绩的贡献超过1/3。按地区来看，亚太地区的利润也超过了美洲、瑞士、EMEA（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瑞信的情况也类似。该机构亚太地区经营收入达16亿美元，同比增长39%，占集团收入的19%。客户业务量从2020年底的4020亿美元攀升至创纪录的4190亿美元，主要原因是新客户流入。该机构亚太部门的季度调整后税前收入（PTI）为5.31亿美元，同比显著增长。
由于亚太市场竞争向来激烈，此前花旗集团在亚洲市场已发展70年后会选择退出消金、财富管理业务，这此前也引发关注。不过，瑞银此次表示仍将更专注于亚太业务的发展。Ralph Hamers对记者表示，亚太地区在财富管理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是最大的增长来源。
此前，瑞银亚太区总裁许健洲（Edmund Koh）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亚太区业务对瑞银集团的利润贡献达近30%，为所有地区中最高。其中，大中华区表现突出，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贡献度约占三分之一。“未来这一地区（亚洲）的增长还会加速，该地区不断出现更多新亿万富翁，还有众多亚洲独角兽都在这里崛起。”他称。同时，随着中国推进金融开放进程，目前瑞银已经在中国拥有了全牌照的控股券商瑞银证券、瑞银资管、瑞银期货等，“我们的中国员工数已经翻倍，仍在招聘一些高级别的资深人员。”
